蒋志《向前！向前！向前！》 ：进步主义的祭坛画

 

文／邱志杰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个面对外来文明的侵入，不断进行应激反应，并由这种应激反应不断促成社会转型的过程。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思想史，不可能不是从社会进化论的引介开始的。严复在1898年翻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托马斯赫胥夷的《天演论》，紧接着又在1903年开始介绍另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及者斯宾塞的思想。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作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原理。这个口号意识成为绝大多数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严复在大清朝倒台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时候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可见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从孙文到鲁迅，从梁启超到毛泽东，可以说，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个文化巨人都是从社会进化论开始他们的思考的。社会进化论所例举的生物学上的必然性为中国的进步叙事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合法性。

人们忽略的是，作为一个有着英国留学经历的学者，严复身上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那种习惯：把一切社会和文化过程理解成必然性，用自然科学作为模式解释一切。在那个时代，被借用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学说主要就是生物学。同样的历史理解甚至于一直贯彻到今天中国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谈及近现代历史时，“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主要的结论，一个一再出现的命题。

细细讨论，这个命题其实是有逻辑上的破绽的：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年绅士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对阵，结果肯定是会挨打。学富五车的爱因斯坦教授和一个黑帮打手徒手对博，结果肯定也是挨打。这并不能证明老绅士比小伙子落后，打手比爱因斯坦先进。事实上，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新的研究表明，1948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文弱的绅士和横暴的打手的遭遇。以人均国民产值、受教育程度、犯罪率、直至主观幸福感等指标来衡量社会文明程度，我们甚至很难认同说道光时期的大清朝的文明程度落后于刚开始工业革命不久的大英帝国。二者真正的差别其实在于：一个更文明的社会不一定会是一台更有效的战争机器。蛮族洗劫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的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那就是说：挨打不见得就是落后。如果用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来解释鸦片战争的胜负，我们就很难理解鸦片战争的起因。为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贸易上的优势，以至于对方要通过风险性极大的战争来扭转它的劣势。

但是我们的历史已经由这种维多利亚式的“科学精神”书写而成，“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妇孺皆知、万古不易的真理。我们挨了打，证明了我们落后；要想不挨打，我们必须进步、进步、进步、再进步，一步也不能停下来。

要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要理解上海盖楼的速度和深圳的工厂的效率，要理解北京人的忙碌和透支，甚至于，即使仅仅是要理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三个代表”中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先进”的字眼，我们就必须想到，在这句“落后就要挨打”背后包含的紧迫感。要理解为什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什么要“超英赶美”，为什么要“多快好省”，要理解所有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荒诞和悲情，我们都要一再地回到这句“落后就要挨打”。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想象中的极乐世界，那是另一种的，提前表述过的历史的终结。走向这一历史阶段的光明道路大可是曲折的和漫长的。可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涵盖了目标和状态的全面描述，重点不在于目标而在于状态。可见，真正起作用的吸引人的并不一定是目标本身的诱惑力，而是跑步状态带来的安全感。只要我们跑着，我们就总是在进步着。每一个中国孩子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每个人都从身体的深处同意：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意味着失败。重要的其实不一定是跑向哪里，而是要跑着。跑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跑步成为一种信仰。

这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一个全民信仰，连领袖们实际上也在它的控制之下。熟悉中国政治修辞学的专家们都知道，每当领袖的领袖力遭到质疑的时候，领袖们总是会选择畅游长江来证明他依然能够带领人民前进，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为我们留下过这样的历史镜头。游泳，那是一种更艰难或者更自信的奔跑。

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每一个领袖都不能不是民族主义者，每一个领袖都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投射物登场的。表面上看来，领袖们经常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指明前进的方向，事实上，领袖们自身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奔跑。在一个信仰跑步的民族，显然只有一个合格强壮的奔跑者，才能胜任一个领袖的职务。他们被要求，不但必须是一个明了奔跑的方向和意义的人，更必须是一个奔跑的意识形态的身体力行者。这是一种前进的意识形态，比未来主义者更狂热的关于进步的宗教。

因此，蒋志为我们呈现的三屛录像装置无疑正是这样一幅进步主义宗教的祭坛画。奔跑着的中国政治领袖是他们自己，也是所有的中国人。蒋志曾经和我讨论过：这样一个录像是否需要配上千万人共同奔跑的轰轰的脚步声？我始终觉得，领袖的形象作为一种公共形象，这已经是一种千万人的共同奔跑。我喜欢蒋志作品中这些奔跑着的领袖身上那种深深的孤独感，那是中国现代史的奔跑的主旋律之外的另一种声音，那是关于命运的知识。这为我们展开了理解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这正是艺术的力量所在，它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图像式符号的同时，正在瓦解这样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