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越坚固，艺术就越小

 

 

 

 

 

 

 

 

 

 

 

 

 

 

 

 

 

 

 

1您最近获得了瑞信今日艺术奖的作品《不适之时》，您是否因为关注了某种社会现象？

蒋志：我觉得这个奖并不只是因为这次展出的一件作品，而是会考察多年的创作。对我来说，艺术作品是一个感觉的聚合体，更多的是针对人的感觉的机制来工作。个体和社会，主观和现实一直都是我所关注的主题。感觉，或者说发生感觉的主观，它决定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决定我们如何思考、判断、和行动。如果说到政治，它也是政治的基础。我个人觉得，我们可能会十分关注各种社会现象，但如果说某件艺术作品关注了某种社会现象，这种说法是令人迷惑的，好像艺术作品就是一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我更愿意认同的是，艺术需要做的，是提供新的感观，新的眼光，新的角度……当观众遭遇到一件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使得自己的感觉和主观有所变化，那么，这种由此而获得的新眼光，他们会用来关注和观察自身、社会和现实。

在《不适之时》中，里面有一张布面油画，一层看起来”没有意义“ 的灰色油彩覆盖了里面一层画，“覆盖”是不是对上次痕迹的“取消”？宣布“作废”？比方说，街头一张宣传画，后来被涂刷掉了，我们看到很多文革时候的标语，现在被水泥或别的涂料涂刷覆盖了，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一点点以前的痕迹。意图涂抹、覆盖、作废，并不能抹消“过去的时间”，反而凸显和重塑了“过去的时间”。我们会因生活在多重时间中而不适。

其中还有一个2分钟的录像，但一个小时才播放一次。那58分钟的黑屏时间将是什么呢？观众来到美术馆，东张西望，急切地想要看到“艺术品”，在一个要追赶时间，时间就是财富就是权力的时代，58分钟的黑屏时间可能会被视为“垃圾”时间，我们已经不耐于等待，资本主义不相信等待，它打造了这么一个世界，等待就等于是落后，就等于是毁灭。它把我们抛入紧张之中快速之中，并内化了我们的主观，把时间分为“有用”和“无用”。资本主义对时间的当代化就是，现在微博上转发有一个美国的辣评节目，主持人笑话中国的富士康的时间观是一天35个小时。我们已经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这种时间观也结构了美术馆展览的模式，让观众快速地“获得作品”和“体验艺术”。一种莫名其妙的“高效率”原则。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和老人，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让孩子们死于垃圾箱……真是一个悲剧，这是我们的不适之时。

在墙上还有一根一个小时走一圈的分针，当它走到一圈的同一个位置，它也是录像的一个循环时间，这就是定时“爆炸”的时间。艺术和生活一样，和暴力并存着。会有各种意外打破平静，暴力的威胁时时存在。

我还展出了2个装满东西的垃圾袋，但打了结，观众看不到里面是什么。

2.      那么，在您以前的作品，比如《0.7%的盐》、《香丽平》、杨佳的摄影等作品里，您是否有针对性的去选择您要创作的主体？您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会考虑这些作品的社会功能，无论是舆论上、道德上，还是公共民主上？

蒋志：《0.7％的盐》只是一个空白背景前的简单的流泪的过程而已，不是吗？我不会说“偶然”，因为创作一定是经过思考的，但也并非刻意。《0.7％的盐》有意的无背景，这样可以让观众不同的主观背景在此角度上凸显出来。让主观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而不是把自己交付到“客观”上去，如果说我隐含某种社会功能的欲望，这就是我差不多可以认可的。我们不要急于判断一个人的哭是什么，不要轻易的相信媒体或自己的判断，而是要审视自己为何会得出这样的判断，出于什么立场、什么态度、怎样的心理背景甚至知识背景？

我之所以把杨佳拍的花和风景收集出来展出，最早让我注意到“非常地妖”的风景照片，是媒体采访和整理的各专家分析博主的心理的一篇报道，其中一位心理专家分析了“非常地妖”的风景照片。那些分析或直接或委婉地形成一个导向，让读者相信这个人成为“冷酷的杀人犯”有某些必然性。同样是心理分析，在“凶手”和“英雄”的判断的预设之下，我们会看到冷酷和冷静，嗜血和热情，自卑和谦慎，压抑和律己，阴谋和阳谋……吊诡的不同结论。而我们往往只取一种结论。看似客观，最后很容易被转化成“客观地看”，并相信那是“客观”的结论。“一个人”就被轻易地看成了“某个人”。“一个人”的复杂和丰富，就这样被无视了，一个事件的多样面貌、多种原因和更深刻的原因，就这样被遮蔽了。同样的照片，如果收入私人相册就是供生活照纪念照，如果拿到法庭里它就可能被当成是犯罪证据，如果在心理分析专家那可能就成为心理分析的样片……如果把这些照片置于艺术展览中……我想说的，是其实很简单：不仅仅是。我并不想讨论他是“凶手”和“英雄”，于是，我提供出另一个主观：我们可以看到杨佳也是艺术家的可能。也许如果我们能看到“多”，就是慈悲。有时我想，如果我们不把一个人只是看成是“外地人”，不只是“刁民”，不只是一个“偷车嫌疑犯”，不只是看成“爱找麻烦的人”，不只是看成“阶级敌人”……因为他可能还是一个爱好旅行者、一个妈妈的乖孩子、一个买不起车的人、一个爱花之美丽的人，一个人……如果我们能这样看待自己和他人，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仇恨，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3.或者说，您是不是想用这些作品来唤起对社会现有问题的一些探讨？

蒋志：艺术不仅仅是为了唤起公众对社会现有问题的一些探讨，它的野心远没这么小，它的功能远不止这么少，它的工作也远比这重要，它唤起的是独立思考，唤起的是创造力，唤起的是丰富至多的感觉，是为了塑造让所谓“自我”不断阔大到“无我”的主体。

4.我经常看到一种对您艺术创作的评价是：您关注当下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又巧妙地融合了自己的个人内心体验。您在日常创作中，有没有有意识地去探讨某些社会的热点问题？还是说，您更加关注自我的所思所想、个人的体验？

蒋志：我们都离不开自我的所思所想、个人的体验，所以我想，那就更应该试着想象从非自我的角度、从他人的角度。

当然我一直对社会的热点问题比较关注，但艺术就是去创造，我们不需要用艺术来探讨社会问题。

5.在您这几年的作品，您有没有什么作品单纯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心情特好，而创作的？

蒋志：强烈的情绪可能会激发出比较强烈的表达欲望，但是表达不一定都能成为作品、都有所创造。创作无疑不止这么单纯的因素。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只有一个单纯的原因，但我们都急于想获得一个答案来解释一个事件和指认一个事物，我想这是需要时刻警惕的。它出自一种有害的自恋，因为“自我”贪念的就是“就这样”，它害怕“还是这样、还是那样、也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无常，因为这样最终会造成它最担心的“自我”的消解。“自我”越坚固，艺术就越小，这几年我倒是越来越警惕“自我”的执着，尽力去审视情绪如何升起为何升起。借助情绪之力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感受。但是，创作可能更需要思想的工作，而不是情绪的运行。

 6.有的人说，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就像是一本社会发展的插图。艺术家们特别喜欢探究社会公共问题或者是社会历史，喜欢针对社会关注的人群，公务员、农民工，甚至是社会关注的历史时期，比如封建社会的压迫、文革、农民公社时期。以后写这个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都可以直接用艺术家的作品来做插图，来说明历史问题了。您如何看待这种艺术创作？这是不是当下艺术家创作的一种取巧的方式呢？

 蒋志：创作和生活一样，个人和社会，本身就是一体的，都是“现在时”，都是“新闻”，都是“个体”也是“社会”，都是“创作”也是“生活”，都是“在成为”和“相互成为”。但“新闻”和“新闻性”是两码事，我不做“新闻性”或“社会性”的作品，也不做“政治性”的作品。

在创作之后，也许它可能会被“新闻性”、“社会性”、“历史性”或“政治性”的看待和使用。历史上，一张画，一首诗，被拿去做政治解读，或因此升官发财或招致杀身之祸的比比皆是。

7.您觉得当下的当代艺术的创作，是否存在着某些捷径，比如某种创作风格、关注某种社会观念，更容易成名？

蒋志：成名的捷径很多，但“成为艺术”是要避开捷径的。

  8.有一种认识，认为艺术应当是只关乎艺术家个人的体验，而不关乎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即使艺术家所作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某种思考，应当是偶发的，而不是刻意去迎合社会问题，刻意地追求命题的大，去与社会问题产生紧密联系。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么？

 蒋志：是我们持有所谓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二元观念，才造成这种一直都扯不清的问题，才在是要“艺术自律”还是要“社会责任”的问题上讨论不休，才杜撰出什么“社会批判性艺术”“现实批判性艺术”等莫名其妙的概念。把个人和社会分开，把主观和现实分开，就会产生所谓个人性写作和社会性写作的狭隘意识。“刻意去迎合社会问题”，或号称“与社会问题产生紧密联系”就离“公共”越远，离自私更近，对权力和利益的谋求更甚。我并没有观察到不是出于个人体验的外部世界，也没有观察到和个人无关的社会问题，不好的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因为它找到我们，而是我们找到它。它不离去，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和感官还没有完全抛弃它。

艺术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系统，感觉系统作用于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作用于政治。所以，“美学是政治的基础”，“艺术的政治潜能在艺术本身”，“越是艺术的就越是政治的”。

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多”而使事物无限可能的整体向我们敞开，让我们获得新的感受能力而使我们新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艺术的发生”。它一旦发生就改变了我们自己的主观，也同时改变了我们的现实和政治。

 

2012年11月24日《羊城晚报》